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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之十八)

第七章

红卫兵红八月?(下)

  8月23日下午3点半,一队红卫兵冲进北京市文联、文化局,他们把40多名老作家、老干部赶到大院,在强烈的阳光下罚站,每个人脖子上挂上一个写有“黑帮”的大牌子,男女红卫兵手举铜头皮带往他们背上抽打,其中有着名作家、全国文联副主席老舍,他被打得鲜血直流,两腿摇颤,眼镜被打在地下。打过之后,红卫押着这些“牛鬼蛇神”到国子监孔庙,命令他们把仓库里的京戏服装、道具搬到院子中央,命令这些人围成一圈跪下,点火烧毁这些戏装和道具。有的红卫兵还拿起木刀向老作家头上砍去,以示正法。老舍被砍得满脸是血。老舍面对外面受辱、家人冷漠的情况,于8月24日凌晨投湖身亡。
  8月24日,北京第11中学的红卫兵到化学教师唐婉森(女)被抄家,用木棍把她打死。8月26日上午,红卫兵先把一批老教师剪了“阴阳头”,接着在操场上焚烧学校图书馆的藏书。他们强迫一批教职员围绕火堆跪下,举起胳膊伸向火堆,广播喇叭里大叫“不许后退”,以致他们的手臂都被烤出大水泡。女校长林瑾被红卫兵推到火堆上,整个手臂被烧伤,40年后伤痕犹在。图书馆员沈世敏(女)被剪了头发并在火堆边被烧伤,到医院被拒绝治疗,当晚在家中上吊自杀。数学教师杜兆南被指为“逃亡地主”遣返回乡,卧轨自杀。语文老师王景清跳楼。数学老师李泮请和妻子一起在家中上吊。校医霍岐服安眠药身亡。工友林士慧和陈玉和服毒。这个学校共有八人被害。
  北京房山县房山中学的校长王哲在饱受折磨后“自杀”。王哲死后,红卫兵强迫该校其他“牛鬼蛇神”跪在王哲的尸体前面,一起被“斗争”。
  8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红卫兵在校中打死了三个人:靳正宇,语文教员;姜培良,党支部书记;樊希曼(女),学生曹滨海的母亲。红卫兵命令校长高云站在烈日下暴晒,额头上被扎了一排图钉,还被用沸水浇。
  8月25日,北京26中的“赤卫军”“斗争”了46名教师。校长高万春被五花大绑,跪在铺有碎石的凳子上。他几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拉上凳子再打。高万春被“斗争”之后自杀而死。这个学校同时期还有一名老教师跳楼,幸而未死,摔断了腿。
  红卫兵的暴行激起了两起反抗事件。一是崇文区的榄杆市事件,二是曹滨海事件。
  8月24日,在当地的派出所警察和居委会的引导下,女15中红卫兵抄了崇文区广渠门内大街121号居民李文波家。她们翻箱倒柜、掀开屋顶,殴打李文波、刘文秀夫妇,逼他们交出枪枝、黄金,他们哪有什么枪枝、黄金?他住的是自己的房子,他已经在前一天上交了房产证,还说他是“房产主”。25日又到李家开斗争会。把他们夫妇关在楼上,一整天不许吃饭、喝水、上厕所。用棍子打他们,李文波忍无可忍,抄起一把菜刀砍伤了红卫兵后跳楼自杀身亡。李文波的老婆刘文秀被押送公安局关押。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9月12日判处刘文秀死刑后立即枪决,同时也判处已死的李文波死刑。这起血案被称为榄杆市事件。该血案发生后不久,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时的讲话中将李文波的抵抗说成是“反动资本家对红卫兵行凶”。“文革”后的1981年3月2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刘文秀无罪、李文波不予起诉。
  8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高三的学生曹滨海,和前来他家抄家的同班的红卫兵发生争执,拿起菜刀砍伤了一个红卫兵同学。曹滨海被公安局抓走,曹的母亲樊希曼被红卫兵抓到学校活活打死。曹滨海从此精神失常。
  这两起事件发生后,高层迅速表态。8月26日,周恩来在北京红卫兵代表大会上说:“昨天我们有的红卫兵被坏蛋刺伤了,我们心里很难过,想怎么办帮助你们。”同一天,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说:“刚从中央开会回来,讲几点:我们要保卫红卫兵,反革命杀了红卫兵坚决要镇压反革命……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打死了也就算了。”
  这两起事件被说成“阶级敌人的疯狂报复”,红卫兵大肆宣传,一些学校开会“声讨反革命分子杀害红卫兵的滔天罪行。”进一步更激起了红卫兵的“阶级怒火”,打击“牛鬼蛇神、狗崽子翻案”的喊声响彻各个学校, 8月26日到9月1日,打死的人比8月25日以前大幅度增加。
  清华附中红卫兵宋柏林在他8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怒火冲天,抄家中抄出英国指挥刀、日本大马刀、北洋军阀军服、匕首等,真是阶级报复,阶级仇恨,我们再也不能容忍了。回去后几乎各班狗崽子都被打翻在地,用皮带、竹条猛抽。这是阶级斗争,你打他,他杀你,这是你死我活。”宋柏林没有打人,在日记中自责“有些‘温良恭俭让’,没有最深的阶级感情和阶级仇恨。这很危险,对敌人恨得不深,就是对人民爱得不深。”
  8月28日,在北京西城区大红罗厂南巷20号,黄姓一家被红卫兵打死5口。8月26日,黄家儿媳汪克宽从她供职的东方歌舞团回家,想从家里找一些属于“四旧”的东西拿回团里交差,因为她们单位也在破“四旧”。她从家里找到一些唱片、乐谱、香水和一串假珍珠项链,装在一个书包里。她出门时碰上了租住他家的姜某的父亲。姜老头厉声叫住了她,问她书包里装的什么,叫她“立即回屋,不能转移财产。”汪克宽向姜老头作了解释。汪克宽没有想到,姜老头,这个街道积极分子把汪克宽“转移财产”的情况报告了辖区警察罗某。罗某就通知在38中读书的弟弟率红卫兵来抄黄的家。抄家从27日持续到28日。红卫兵从衣柜里搜出了子弹壳。这是汪克宽的丈夫黄瑞五小时候拣的。红卫兵令黄瑞五交待子弹的来历。黄如实说明,红卫兵哪里相信?就对黄瑞五抽打。派出所得知他家男佣家庭出身不好,红卫兵就说他是“逃亡地主”。红卫兵又抽打男佣,让“逃亡地主”交待枪枝。因为有子弹必有枪枝。打完了两个男人,红卫兵说黄家三个女人(黄炜班、陈玉润、李秀蓉)“窝藏地主”,让黄家第三代女人黄炜班打自己的母亲陈玉润。黄炜班喊:“不要打人!”这一喊激怒了红卫兵,就将两个男人和三个女人活活打死。
  据北京官方史料,从8月5日到9月23日,有1772人被打死。
  1966年8月下旬,很多被打死的人不标姓名堆在一起被运往火葬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校长高云,是在被红卫兵打昏过去以后就送到火葬场。火葬场的工人发现他还没有死,没有烧他,他又回了家。当时很多尸体积压,火葬场来不及焚烧,只好在尸体堆上放了冰块,血水横流。
  位于王府井的东安市场(文革中改名为东风市场),被东城区的老红卫兵占用作为审判和施刑的据点。里面被关押的人大都被打得皮开肉绽,满身鲜血。在墙上还用被害者的鲜血写着“红色恐怖万岁”等口号。戚本禹看到一位女红卫兵手执钢鞭抽向一个20多岁女人,理由是这个女人搞了很多男人。
  为什么十几岁的孩子(其中很多是女孩子)如此残忍?这与多年的意识形态灌输有关。
  自1949年以来,政权运用报纸、电台、会议、课堂、文化娱乐活动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方式,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对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进行妖魔化,在红卫兵看来,这些“阶级敌人”死有余辜。所以,红卫兵们对这些人施暴时不仅没有负罪感,反而有一种正义感。由于信息封锁、单一灌输,那些“红五类”们也成了由政权任意摆弄的政治愚民。一旦出现政治运动,这些政治愚民就很快变成了残杀“阶级敌人”的政治暴民。
  不仅北京有老红卫兵制造的红色恐怖,其它大城市也发生同样的情况。1966年9月20日,西安成立了以高干子弟为主要成员的“红色恐怖队”(简称“红恐队”)。“红恐队”学习北市的西纠,和西纠的高干子弟来往很密切。他们打人、抄家,将四类分子家庭驱逐到农村,无所不用其极。西安九中的学生把汽油桶绑在老师的背上,用火点燃汽油桶把老师活活烧死。西大街的城隍庙当时是西安最大的抄查物资仓库,所有红卫兵抄家来的东西都放在那里,衣服、家具、收音机、图书、字画堆积如山,在火车站东边一个仓库关押着即将遣返的四类分子黑五类的,不许他们说话,让每人嘴里都咬着鞋,鞋掉下来就挨打。凌晨四点左右,红卫兵用手臂粗的木棍将被遣返的徐自简殴打致死,公安局以正常死亡上报。后来,“红恐队”还派人到北京参与联动冲击公安部。

“西纠”和“联动”

  在红色恐怖愈演愈烈的情况下,8月25日,西城区31所中学的红卫兵联合发起成立了一个组织: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是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发起的,后来又有19所中学加入,后来又发展到四五十所中学。据说成立“西纠”是为了整顿红卫兵内部的秩序,控制红卫兵乱打人。对于西纠在文革中的作用,几十年争论不休,有人肯定西纠在“抑制混乱方面所起的作用”,说“他们的历史功绩,不可埋没。”;有人说,这个组织是红卫兵搞红色恐怖的继续和发展。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我们可以从它成立时的自定的任务、发表“公告”的内容、他们的实际行动、“西纠”成立以后红色恐怖是收敛还是发展等几个方面分析。
  “西纠”成立时宣告,“纠察队是革命的造反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他们的职责和权力是:
  “坚决协助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动。”
  “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反革命行动。”
  “有权撤销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品和禁令。”
  “有权检查各学校,各机关,各工厂,各单位的红卫兵组织。”
  “有权扣押假红卫兵和流氓。”
  “在其他各区纠察队未成立之前,一些重要国家机关和主要街道,暂由西城分队代行保卫职权”等。
  他们自定任务中心是继续坚持“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反革命行动。”不仅第一次把资产阶级列为镇压对象,还把他们的“孝子贤孙”(资产阶级子女)也列入了镇压对象。西纠的任务中没有制止打、砸、抢、抓、杀的内容。它这些“有权”不是任何合法程序获得的,而是自授的特权。
  “西纠”的成立和活动,得到了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陶铸、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王任重、廖承志等许多老干部的支持。周恩来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副秘书长雍文涛指导纠察队的活动。并指示周荣鑫帮助“西纠”解决用房、交通工具、印刷等问题。显然,这些中央领导人是希望“西纠”能够担负起维持社会秩序的任务。在首都工作组有一种说法:“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能管红卫兵的只能是红卫兵”。
  西纠自成立之日起,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活动中陆续发出了10个通令。摘要如下:
  第一号通令:撤销红一中关于不许出售毛主席着作和毛主席像的通令。从现在起各新华书店开始大量出售毛主席着作和毛主席像。
  第二号通令:一切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拦截首长汽车,不得搜查首长宿舍。违者,首都红卫兵纠察队立即扣押!明知故犯者,严加处分!
  第三号通令:一、一定要大量出售毛主席着作,一定要大量印制和出售各种毛主席画象和毛泽东纪念章,谁胆敢阻止工农兵群众和我们革命红卫兵学习毛主席着作,谁胆敢摘去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就和他们拼命!把他们砸个稀巴烂!二、没有中央的许可,没有新市委的决定,没有纠察队的命令,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宣布戒严,都无权以任何借口拦截和检查来往车辆和行人,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对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三、绝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我们要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四、绝不允许任何人无理勒令革命老首长搬家,辞退保姆,交出电视、沙发、汽车等,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阶级报复,坚决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五、为了给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革命造反活动提供交通方便,我们认为,在路灯通明的马路上骑车,可以不必点灯。六、各商店现存的实用商品,若其商标不是反动的,不是黄色的,就可以继续出售。今后,生产部门要立即砸烂一切旧商标,创立革命的新商标。我们红卫兵决不许可任何旧商标的产品出厂!七、严禁围追外宾、归国观光的华侨和港澳同胞,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和正当活动。八、查抄地、富、反、坏、右、资黑六类的家,一定要通过本单位的红卫兵总部,一定要与当地派出所和各街道居民委员会取得联系,所缴获的一切财物都要归公!在查抄时,要提高警惕;要以文斗为主,后发制人,要严防坏人捣乱,钻空子。
  第四号通令:我们提出以下七项规定。一、要深入调查研究。哪些人属于黑六类?哪些人不属于黑六类?一定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可以搞“红卫兵”、“派出所”、“居民委员会”三结合,通过组织系统去调查。不是黑六类的家一律不查!国家负责干部的家绝对不许查!二、要通过组织在查抄黑六类的家之前,一定要通过本单位的红卫兵总部,要持有证明信;一定要与当地的派出所取得联系;可以与各街道革命的居民委员会取得联系,取得他们的协助,还可以征求被查抄的人所在单位的意见。三、要文斗。要提高警惕,后发制人。四、一切缴获要归公。五、区别对待,打击少数,孤立敌人。六、斗垮敌人,教育群众。我们要把那些老寄生虫,老吸血鬼,杀人的刽子手统统揪出来,揪到光天化日之下,揪到大庭广众之前,把他们的累累罪恶公诸于世,组织群众进行斗争,进行控诉,进行大规模的群众性阶级教育运动。七、给出路。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分子,除现行反革命分子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回原籍劳动,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第五号通令: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这样。
  第六号通令:对第五号通令中要文斗,不要武斗作出了更加具体的说明。跪、趴、弯腰、负重、游街、长时间站立、长时间举手、长时间低头、长时间做重活,等等,都属于体罚及变相体罚,都不是我们所应采取的斗争方法。“挂黑牌”,“戴高帽”,“唱嚎歌”,“剃光头”等等,都属于侮辱人,都不是我们所应采取的斗争方法。
  第七号通令:从农村或外省市逃亡、流窜到北京,或隐瞒成份,隐瞒历史,隐瞒罪恶活动而混入国家机关和厂矿企业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确实查明后,要勒令其离开北京,回原籍监督劳动,实行改造。丧失劳动能力,原籍又无人抚养者,或原籍就在北京者,为了避免加重农民负担,一般可以不离开北京,就地监督改造。但如果民愤极大,群众要求斗争,必须满足群众的一切要求。
  资本家不必离开北京,可以继续留在原单位接受改造。右派分子不必离开北京,继续留在原单位,由原单位通过组织系统进行处理,更便于对这类人的斗争、监督和改造。
  有历史问题,巳彻底向组织交待,经组织上作过结论,摘掉帽子,并且有所改造者,有公民权利,本人没有现行反动言行,可以留在北京,在原单位继续工作,接受改造。
  对于限期离开北京的四类分子要有组织手续。其户口迁移手续要由派出所和本人所在单位直接负责。要保证其所必须的生活费用和生活物品。对没有政治意义的经济财物一律不要查收。要切实给予他们生活上的出路。不要对他们进行武斗,要保证他们在路上的安全。
  第八号通令:我们要严厉警告那些妄图反攻倒算,变天翻案的混蛋们:你们想利用群众运动中的一些缺点,猖狂反扑,进行阶级报复,这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我们每一个纠察队员完全有权力、有义务协助革命群众,坚决镇压一切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
  在此,我们对于第六、七号通令作以下补充和说明:
  一、我们再次说明,对于顽固不化,拒绝改造,民愤极大的资本家、右派,以及站在其反动家庭立场上的四类分子子女,必须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进行严肃处理。
  二、关于第六号通令中的不要长时间低头和站立的决定,应根据斗争的需要,由革命群众权宜处理。
  三、所谓有政治意义的经济财物,包括剥削得来的财物。
  四、资本家留在城市里,发动受其剥削压迫,最了解其罪恶活动的工人来监督改造他们。对于右派分子的处理,原则上与资本家同。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把矛盾上交、下放,不负责任地把脏水泼到别人的院子里。
  第九号通令:一,形势;二,任务;三、几项规定:1.充分利用外宾参观、访问、开座谈会、个别谈话的机会,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让他们把毛泽东思想的火种带到世界各地,烧起世界革命的烈火。2.以主人翁的态度热情对待外宾,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从政治上、思想上去影响他们,启发他们。3.严防阶级敌人破坏,做好外宾保卫工作。4.不要阻拦外宾的车,不要围追外宾,除了个别的别有用心的人之外,一般不阻拦外宾照相,保证他们的正常活动。
  第十号通令:关于外地学生到北京串连的事。欢迎来京串连的师生,要求北京市各单位做好接待工作。
  这十个“通令”充满了干部子弟的霸气和特权思想。其积极方面是声明了“要文斗,不要武斗”,声明“对没有政治意义的经济财物一律不要查收”(后来又说“剥削得来的财物”也有政治意义),缩小了强令离开北京的人员的范围(第5号和第6号和第7号通令)。但是,第8号通令基本否定了第5号、第6号和第7号通令中比较宽松的内容。这十个“通令”多次强调的内容是保护高级干部的安全,维护高级干部的生活。“一切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拦截首长汽车,不得搜查首长宿舍。违者,首都红卫兵纠察队立即扣押!”(一号通令)“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二号通令)“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绝不允许任何人无理勒令革命老首长搬家,辞退保姆,交出电视、沙发、汽车等,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阶级报复,坚决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三号通令)“国家负责干部的家绝对不许查!”(四号通令)当然,保卫高级干部的安全是应该的,但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说明“西纠”把保卫自己父母和家庭的安全放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首都工作组的一位成员在回忆录中说:西纠“一度保护了宋庆龄、何香凝、班禅、郭沫若、傅作义、李宗仁、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程潜、蒋光鼐、沙千里、张奚若、程砚秋等国家领导人和文化界名人的住宅安全。”这可能是事实,但西纠在保护社会弱势群体方面乏善可陈。相反,他们还是用“血统论”的指导思想,对非“红五类”进行强力打压。“八号通令”说:“我们的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出于对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抄了你们的家,打了你们的人,给你们戴了高帽子,牵你们去游街示众,赶你们回原籍劳动改造。我们认为:抄了就抄了,打了就打了,戴了就戴了,游了就游了,赶了就赶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自从8月25日西纠成立以后,红色恐怖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强化。这与前面说的李文波事件和曹滨海事件有关,也显现出西纠制止武斗没有效果。8月26日,被打死人数从两位数跳到了三位数,从不到一百人变为超过一百人。从8月25日到8月26日,被打死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从8月26日到8月27日,被打死人数又再次加倍。在9月1日,被打死人数达到了最高峰,一天内有228人被打死。
  “西纠”成立后展开活动的几天,也就是北京市被虐杀人数最多的几天。而在这几天里,在北京市被虐杀总人数中,数“西纠”主要活动的西城区死亡人数最多,为333人,比第二、三、四名的总和还多。
  王友琴女士将西纠成立前后打死人的数据制成了下面图表 ,这个图表证明,8月25日成立的西纠,在制止暴力方面没有任何效果。
  西纠不仅没有制止红色恐怖的效果,西纠成员自己还在继续制造红色恐怖。由于“西纠”狂妄地自授权力,是红卫兵的“宪兵”,它的权力是无限的,其指导思想还是“血统论”和阶级专政,在某些方面的残酷行为比一般红卫兵有过而无不及。“西纠”在北京六中的表现就是一例。
  座落在天安门西侧不远的北京六中,是“西纠”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私设刑堂,自立“劳改所”,打死学生,其残酷程度骇人听闻。
  六中“劳改所”有岗楼,岗楼上有一盏四面转动的探照灯、射击孔、了望孔、警铃、汽枪。岗楼上日夜设岗,严密地监视着校内外过往的行人。迎面墙上就有一条刺眼的红色标语“红色恐怖万岁!”据“劳改”成员说:字原来准备是用人血写的,但未能得逞,所以用红漆写成后还时常用人血向上涂抹。“劳改所”里,满地都是刑具,从木枪、长棍、鞭子、尼龙绳……。在这里被毒打的有五十人之多。在一段时间里,“劳改所”天天都会传出鞭打声,惨叫声和狂笑声,
  所有的男女“劳改犯”都挤在这二丈长,七八尺宽的屋子里,平时不许交谈,睡时不许睁眼,不许翻身,不许打呼噜,连上厕所也要排队听口令。“犯人”入所的那天起,他们的名字就被号码所代替。六中红卫兵对“劳改”成员施用鞭笞、棒打、“拳击小腹”,“刀背打脸”、“坐土飞机”“开水浇人”等残酷的刑罚。“坐土飞机”就是由几个人分别抓住受刑者的手脚,象打夯一样,把人抛起一米多高,一齐撒手,受刑者就摔在坚硬的水泥地上。他们在打人时却说:“这是文斗,不是武斗”,“这叫文武结合,是最高形式”。他们让“犯人”连续几个钟头背诵毛主席语录,有时还要跪在凳子腿上、头上顶着东西背诵,一直背诵到头昏眼花、汗流满面。背诵得不好还要重新背诵。 
  19岁的六中高三学生王光华,出生于“小业主”家庭,他未得到红卫兵的准许就去外地串连。1966年9月27日,王光华回到北京,被六中红卫兵西纠队员关在“劳改所”进行令人发指的折磨后,活活打死。王光华死后,没有通知王的家长,当夜12点钟送到火葬埸烧了。在许多天之后,他们才到王光华家去,说:“王光华是反革命,被我们打死了。”他们向王光华的母亲勒索了28块钱,说是火葬费。还威胁说:“不许把这件事说出去,否则把你家满门抄斩。”
  六中退休老工人徐沛田,1940─1956年在北京六中当工友。退休后,单身一人,一直在六中生活。由于他父亲是洋车(三轮车)厂主,六中红卫兵把徐沛田揪出来,让他口叼着破鞋在操场上爬行。一直爬到厕所,又将徐推入小便池,并在他身上尿尿。10月3日下午,又用开水浇徐的头。徐回宿舍后奄奄一息,四点多钟又毒打徐,再用开水浇老人头部。百般戏弄,让老人唱歌,跳舞,还让他吃屎喝尿。最后将尼龙丝绳子套在徐的脖子上,把这位老人活活吊死了。死后尸体放在后院,暴尸三天。
  1966年11月18日,北京市委发出《重要通告》,通告严禁私设拘留所、私自抓人拷打。《重要通告》发出的第二天,中央文革的人分别到六中、东安市场等地取缔私设的监狱。据戚本禹说,他带《解放军报》记者连夜赶到东安市场,一个“女流氓”被鞭子抽得血肉横飞。鞭子是用铣床旋下的弹簧状的铁屑,一鞭下去,白肉都会翻出来。他们命令红卫兵放人,“牛鬼蛇神”都跪在地上喊“毛主席万岁”!事后,军报记者曾写一报告,拟送呈毛泽东。陈伯达看了说:“太阴暗,不能送。”就压下了。
  1966年12月16日,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在会上,江青发言中说:“西城纠察队、东城纠察队、海淀纠察队,这些所谓的纠察队有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今天,我们要自我批评,我们对他们教育的不好,四十几岁的人,六十几岁的人没有把他们教育好。他们以贵族自居,以为血统高贵,盛气凌人,什么东西!可是我觉得周荣鑫是负有责任的,雍文涛也负有责任的,王任重也是负有责任的。让他们向你们检讨,他们是怎样支持他们这一小撮坏蛋向你们做宪兵工作的。……我希望你们对这些青年,犯了错误的同学们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对于中年的、老年的、幕后的、顽固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死不回头的要斗倒、斗臭、斗垮!要不要周荣鑫、雍文涛站出来看看?(众高呼:要!让他们两个低头!)(周荣鑫、雍文涛低头站在台前)
  1966年12月17日,北京和外地来京的师生、干部十万多人在北京体育场召开了“全国在京革命派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夺取新的胜利誓师大会”,江青、陈伯达批评了纠察队之后,周恩来说:“中学的小家伙,纠察队的一小撮人做了一些犯法的事,违反了中央规定,做了一些坏事,……经过我们多次教育,屡教不改,所以逮捕起来教育、改造他们。”“纠察队在历史上,本来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出现的,叫工人纠察队,是保卫工人阶级,镇压工贼、资本家走狗、反革命警察、宪兵的。但红卫兵纠察队起了相反的作用,变成管红卫兵的了。起相反的作用就不对头了,逐渐被坏分子利用了,成为打击红卫兵革命行动的工具,纠察队的名字被他们沾污了。我提议各校红卫兵取消纠察队的名字。”
  12月27日,在红卫兵首都三司召开的大会上,周恩来说,纠察队已被坏分子用来打击革命造反派,因此要取消纠察队。报纸上点名西纠是反动组织。西纠的负责人孔丹被捕。
  从上面多方面分析得知,西纠没有起到制止“红色恐怖”的作用。
  另一方面,把8月25日西纠成立以后的“红色恐怖”的责任完全算在西纠头上也不完全公正。在一次周恩来出席的会上,西纠负责人之一秦晓等人把西纠发布的通令等材料送给周恩来,还附了一个条子说:“总理,怎么把我们打成了反动组织了呀?你不是支持我们的吗?”周恩来在结束讲话时声明:“刚才有人给我递了西纠的材料,西纠的东西我一直没有看过。周恩来一口否定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