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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之十四)

马 寅 初?(1)

  马寅初(1882—1982),原名元善,字寅初。浙江绍兴嵊县(今嵊州市)人。中国近现代着名教育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
  关键词:壮怀、激烈、识见、拥戴、论争、执着、昭明、农书、公案、情谊、仁厚、耿直、简朴、风趣、和谐、逸事、兄弟、演讲、百年

壮?怀

  马寅初天生聪慧,父亲希望他能学做生意,继承家中酒坊,但他却只想读书。为此,马经常挨父亲责打、罚跪,但他“跪下也要去念书”,“打死我也不做生意”。为了躲避父亲的打骂,马寅初甚至躲到过鸡窝里。十五六岁时,马寅初想到上海求学,遭到父亲拒绝后,他愤而投河,幸亏被一名船工救起。经过此事,父亲终于让步。此后,马寅初拜上海瑞伦丝厂老板张江声为干爹,到上海读书。
  到上海后,马寅初进入教会开办的英华书馆读中学,开始学习英文,由于他的家乡口音很重,发音总是不准。为了准确发音,他便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反复朗读。即便如此,第一年英语考试仍是不及格。但他并不气馁,利用早晚时间不断高声反复朗读,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毕业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马寅初告诉钱荣堃,他原本在北洋大学学习采矿专业,但到美国留学时改学经济。因为他相信中国的问题在于贫、弱、愚、私,中国的出路在于富强。
  马寅初博士毕业后,导师赛利格曼教授邀请他留校任教,但马拒绝了老师的邀请,毅然回到国内。当时袁世凯正谋划称帝,袁的说客便以马是袁总统任内派出国留学的为说辞拉拢马,马断然拒绝,并公开宣称“一不做官,二不发财”,以堵说客之口。从此,他决心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和经济人才的培养,着书立说,寻找强国富民之路。
  1927年北大校庆时,马寅初发表题为“北大之精神”的演讲:“此种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久不死。然既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
  沈松林回忆,老师马寅初在南京工作时,他常送老师坐夜车回杭州,每次总看到马挟着厚厚的一本书。沈问:“马老师,您坐夜车还要看书吗?”马回答道:“我在来去火车中看看书,已成习惯。我是走马看花,把其中重点画上线,以后需要,随即可查。”沈又问:“您早成为着名学者,快成老年人了,还要这样用功吗?”马严肃说道:“正因为如此,更要加紧吸收新知识,如一旦世界上发生了重大的经济事件,别人问我是怎样的看法,有什么意见,我若答不出,岂不是把我这个所谓‘经济学家’的招牌打碎了吗?”接着又说:“任何人研究学问都要精益求精,一旦自满就会被时代所淘汰。”
  叶沛婴回忆,抗战期间,马寅初在防空洞躲警报时,常站在洞口,借着洞口的一线亮光,坚持读书。某年暑假,叶曾在马家住了一个多月,他每每见马寅初翻阅中外资料,撰写文章直至深夜,叶深为感动。
  20世纪50年代,已七十高龄的马寅初为了能直接阅读俄文经济理论书籍,开始学习俄语。他学习十分认真,出差路上、上下班途中,只要有时间就进行学习。无论天气冷热,晚上他坚持完成俄文作业,早上在院中大声朗读。有学生还曾看到他在景山上朗读俄语。通过三年学习,他不仅能用俄语交流,还能阅读俄文原版书报。朋友们看到他认真学习的态度,都夸他是“七十岁的小学生”。

激?烈

  抗战爆发后,马寅初考察中国的战时经济,对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大发国难财异常不满,他以“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来概括这班人的丑行,并将矛头直指孔、宋家族。
  傅光培回忆,在一次经济会议上,马寅初拿出一张5万元的钞票,当面质问孔祥熙:“今天这张钞票能买到一刀草纸,到明天买一刀草纸就需要花一车子这样的钞票了。”孔闻言大怒。
  1939年中国经济学社年会上,财政部长孔祥熙上台发言,马寅初当众质问孔经济问题,孔面红耳赤,无言以对,下不了台。有人提议休息十分钟,才替孔解了围。趁休息时,孔溜之大吉,从此恨马寅初入骨。也有说法称,面对马寅初的质问,孔结结巴巴地说:“我是‘孔夫子’的后代,我不会贪污!”
  不久,马寅初在中华职工学校进行演讲,大骂孔祥熙“贪污,发国难财”,批评蒋介石:“有人说蒋委员长是民族英雄,我认为他不够格,他只能算是他们蒋家的家族英雄,他若做民族英雄必须做到‘大义灭亲’这四个字啊……”他说:“今天我出来讲演,遗嘱已写好了,儿子也带来了,我已无所顾忌,该说的还是要说,我知道特务就在周围,你们有枪就拿出来打吧!就把我抓起来吧!”
  1940年春,马寅初受陆军大学邀请给来自前线的将官班学员讲演《抗战财政问题》。在两个多小时的演讲中,马寅初痛斥四大家族。他说,现在正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全国上下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是现在并非如此,而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则既不出钱,又不出力,还要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权势,大发超级国难财。他公开指明:“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他还说:“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不义的家财拿出来充作抗战经费。”马的演说引来阵阵热烈的掌声,主持人吓得不知所措,演讲结束后连感谢的话也不敢多说,赶紧把马送走了。
  面对马寅初的公开声讨,蒋介石气急,说马是“嵊县强盗”(按:新中国成立前嵊县以出强盗闻名),马寅初则说自己是“嵊县强道”,即强大的道理,而蒋介石之流不是“大道为公”而是“大盗为私”。
  蒋介石对马寅初十分不满,1940年12月6日,蒋派宪兵逮捕了马寅初,将他幽禁在贵州息烽军统集中营的山沟里。对外,则以“立法委员马寅初,奉命派赴前方研究战区经济状况,业已首途”的假新闻敷衍了事。
  1941年3月30日为马寅初六十大寿,重庆各界人士为他举行了没有寿星的祝寿会。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三位最高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送来巨幅寿联,云:“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
  马寅初曾对谭伯鲁等人谈及被幽禁的经历,他先被幽禁在贵州息烽八个月,后又到江西上饶住了一年。他一个人住一套平房,看守警卫及勤杂人员倒有一排人之多;吃饭时四菜一汤,可以看书,与家人通信只能谈家事,生活尚可,但完全与世隔绝。警卫人员多为农村青年,人很朴实,经常拿着课本向他请教,没有人为难他。他还谈及,在息烽时,每天下午4点他都到外边散步,每次都有一二十人随行。此地是荒野,平日没有人烟,但每天此时,他总是看到远处也有一群人跟随着一个人在散步。日子久了,他想这一定是“同路人”,便隔着五道铁丝网向对方挥手致意。但因相隔太远,他一直看不清楚到底是谁。后来有人告诉他,这人便是张学良。
  警卫陈凤超奉命看管马寅初。1941年2月的某天早晨,陈见马神色有异,便问其故。马好一会儿没有开口,半天才说:“我今年六十岁了!命中来说是个关口,我家三世未有活过六十岁的人,今天我身在虎口,凶多吉少,恐不能过这个年龄。”说了流泪不止。陈忙劝慰,马才心绪稍安。这一日,息烽集中营奉上级之命为马寅初办了寿宴,马寅初也高兴得喝了少许酒,自此之后他便宽了心。马寅初与陈很是投缘,离开息烽时,特地告诉陈自己在杭州的地址,让陈去找他。新中国成立后肃反,马寅初还为陈凤超做证。
  马寅初被幽禁后,各界人士一直没有停止营救行动。1942年8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马留学美国时的同学赫尔利向蒋介石提出释放马寅初的要求,蒋为取得美国支持,于8月20日释放了马寅初,但仍将他软禁在歌乐山家中,不许其教书、发表文章,在经济上断其生路。潘序伦回忆,当时他请马到其创办的北碚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任教,以缓解马家的经济困难,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知道后,威胁潘必须立即将马寅初免职。正好此时已是1945年5月,日本已有投降之意,故潘并未理会陈的命令。
  李公朴、闻一多遇害后,在上海的马寅初应南京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的邀请,只身前往南京演讲,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谋。他开口便说道:“我今年六十六岁,六十岁是本钱,我已经有六年的利息,还怕什么?我这次来,已经写好遗嘱,后事已做好安排。……兄弟是老牌的国民党员,不过,兄弟不是蒋委员长的国民党员,而是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员。把一顶‘红帽子’给我戴,兄弟不怕戴,也戴不上。”马寅初往返的路上一直有两个特务跟着马寅初,故中央大学学生一路组织护送。
  1948年,马寅初在上海交大演讲时,更是公开嘲讽蒋介石是“头号大真空管”,他说:“蒋真空管就是肚里完全是空空的,顶上光光的、秃秃的,头号就是最大。”
  在上海的一次经济团体联谊会上,有人说孔祥熙、宋子文收买黄金,提议没收他们的财产,马寅初说:“错在要打内战的那个人。”
  马寅初曾对学生们笑谈:“以前我给蒋介石个别讲过经济学,他根本不懂什么叫通货膨胀,物价为什么会上涨这一类普通经济常识。因为蒋介石是行伍出身,只懂得立正、稍息那一套。他喊一声立正,他的部下官兵就不敢稍息。打内战他是内行,但是搞经济就是外行。这个物价就不听蒋介石的命令,他喊立正,而物价还是要向前跑。”

识?见

  马寅初的博士论文《纽约市的财政》,轰动了美国财政界和经济界,被哥伦比亚大学列为一年级新生的教材。
  20世纪20年代,马寅初便开始抨击军阀和官僚,他在《中国何以如此之穷》中说:“中国的穷,穷在军阀的滥费和官僚的贪贿。”“要消除中国的贫穷就要打倒淫威的军阀。”
  1927年,马寅初任浙江省政府委员、财政委员会主席等职期间,力主禁烟。他说:“今日之禁烟问题,实吾浙江之生死问题。”并说:“我在职一天,必须反对到底,决不妥协。”马寅初还收集和编写了歌谣《戒烟歌》、《戒赌歌》,命人张贴、传唱。如《戒烟歌》一:“劝我民,莫吸烟;五脏六腑都熬煎。甘之如饴真鸩毒,想一想,速死由己不在天。”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考察,马寅初认为应提倡计划生育,控制人口。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
  1957年7月15日,75岁高龄的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一文,他在文中指出人口多、资源少是我国一个很严重的矛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增长率为20%,如不加以控制,50年后我国人口将达到16亿。他说:“人口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他倡议,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
  马寅初认为,发展中国经济最关键的是两个问题:首先是人口问题,其次是农业问题。他多次说:“除了人口问题外,农业问题应及时研究,要早为之图,要花大力气,下苦功夫!”因人口论争赋闲后,马寅初曾着手编写《农书》,但遗憾此书未能问世。

拥?戴

  看穿国民党的腐败后,马寅初说:“为了国家的利益,我是一定跟共产党走的!”抗战结束后,他开始学习《资本论》,并常说:“有人骂共产党,我就拥护共产党,共产党来了,怕什么?我在杭州有四百亩土地,我全部献出来!”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9月1日,马寅初与毛泽东在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鸡尾酒会上会面。这是毛与马的初次见面。会后,毛泽东邀请马去他住处恳谈了2小时。
  1949年3月,毛泽东抵达北平,马寅初去西苑机场欢迎,并参加了毛泽东当晚特设的宴会。10月1日,马寅初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目睹毛泽东将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
  马寅初对毛泽东极为景仰和崇敬。他决定,如果生下孙女,便起名思润、思之(毛泽东字润之),孙子则起名思泽、思东。于是,马寅初唯一的孙女叫马思润,而次子马本初先出生的两个儿子名为马思泽、马思东。
  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马寅初对毛泽东说:“要兄弟把北大办成第一流大学,就要支持我的工作。”  毛笑着问:“要怎样支持?”马答道:“不要别的,兄弟点名要谁来北大讲演,就请不要拒绝!”毛欣然同意。此后,马寅初果然点名邀请了不少党政领导干部到北大讲演,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毅、团中央书记胡耀邦。陈毅在北大演讲时,第一句话便是:“今天是马寅老掐着我的脖子让我来的。”
  1951年,国庆游行的学生队伍通过天安门时,正赶上秋雨滂沱,等北大学生回到学校时,热腾腾的姜汤已经摆在桌上了。马寅初喜形于色地对学生们说:“是毛主席特意叫人打电话告知学校,备好姜汤的。你们抬的红楼模型,毛主席看到了,兄弟正好站在主席身后。毛主席回头问我:‘马老,红楼还是原来的样子吗?没损坏吗?’我说:‘一切还是原样,毛、李(大钊)工作室也对外开放了。’”
  1957年3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再次阐述了人口问题。毛泽东笑着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完全可以进行研究试验。马老今天讲得很好!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马寅初听后备受鼓舞,将其调查结果写成《新人口论》一文,发表在7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
  此后,毛泽东点名批评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马被迫辞去北大校长之职。尽管如此,马寅初仍对毛崇敬有加,当他看到毛搞个人崇拜时,十分担忧。一次会议上,有人说《毛泽东选集》四卷一千年两千年后仍可适用,马听后,不禁“毛骨悚然”。他说:“对毛主席的这种恭维,是在搞个人崇拜。这种个人崇拜是毁坏毛主席的‘糖衣炮弹’。”他多次表示,毛泽东是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要吸取斯大林生前被神化身后被指责的教训,不要搞个人崇拜,那样“是害了毛先生”,“我们要爱护毛主席”。

论?争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寅初就开始关注人口问题。根据他的建议,我国于1953年进行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截至1953年6月1日午夜,我国人口为6亿。马寅初对此极为震惊,因为新中国成立仅仅4年,我国人口就增加了1亿多。
  不久,年逾古稀的马寅初到全国各地进行人口调查,回到北京后,他惊呼“小孩子太多了!”他在一次会议上疾呼:“人口问题,千万千万大意不得!现在不努力,将来后悔莫及。”
  马寅初根据调查结果写成《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一文,提交1955年7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提案一出,便遭到康生、陈伯达等人的围攻和批判:“没有人还搞什么革命?还搞什么共产主义?”并武断地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人口问题。”但马寅初却坚持自己的观点:“我既然发现和认识了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就一定要坚持到底。否则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和人民代表,我就没有尽到自己对国家和人民应尽的责任。”
  毛泽东一度对马寅初控制人口的主张表示赞赏。他说:“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但随着“大跃进”的发动,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说:“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观点发生了变化。
  “反右”开始后,康生等人想将马寅初打成“右派”。中央统战部许涤新特向周恩来请示,周明确指出:“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马寅初才得以幸免。但据许涤新透露,即便有了周的指示,马仍被划入了“内定右派”的花名册。
  1958年7月,康生公开点名批判马寅初,此后,批判“马寅初反动思想”的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据统计,仅1958年下半年,《人民日报》等全国重要报刊发表的批判文章就达200多篇。
  马寅初要求会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位领导人中的任何一位,但他的要求未获批准。只有毛泽东派人放出话来:“马寅初先生不服输,不投降,可以继续写文章,向我们作战嘛!他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嘛!”  对此,马公开表露:“为了国家和真理,我不怕孤立,不怕批斗,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坐牢,更不怕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要坚持我的人口理论。”
  1960年1月,马寅初在《新建设》上发表了《重申我的请求》一文,他在文中说:“我个人被批判是小事,没什么,不过我想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事,我相信几十年以后,事实会说明我是对的。”
  毛泽东看了马寅初的《重述我的请求》,向秘书口授道:“马寅初向我们下战表,堪称孤胆英雄,独树一帜,也可以说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马尔萨斯姓马,他也姓马,有人要扞卫他的外国祖先到底,有什么办法?看来,马寅初不愿自己下马,我们只好采取组织措施,请他下马了。理论批判从严,生活给予出路,此事不可手软。”此后,对马寅初的批判就升级为政治斗争和人身攻击。一夜之间,上万张大字报贴满了北大校园,甚至连他家的院子里、书房里及卧室中,都贴满了大字报。北大校园里响起了“马寅初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
  开始,马寅初认为大字报是对他善意的批评,便让秘书王克宥到校园各处抄录大字报,送给他看。但大字报越来越多,抄不胜抄,王也就不再抄录。接着,大大小小的批判会一场接一场,马寅初不出席的批判会,他们便专门从会场接了一条电话线到马家,让他洗耳恭听。马寅初出席时,他们则让人轮番上台发言,指着他的鼻子批判。在经济系的一场批判大会上,有人竟指着他大声吼道:“对你这种人就是要带着‘食其肉而寝其皮’的阶级仇恨批判!”
  1960年1月,马寅初被迫辞去北大校长一职,很快他又被免去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并且他的申辩权被剥夺,规定他不得发表文章,不得公开讲话,不得接受新闻记者访问,不得会见外国人士和海外亲友。至此,近8年的人口论争画上了句号。

执?着

  马寅初常说:“总要有人肯站出来讲话才行。”“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北大开大会批判马寅初,会议开始很久,马还未到。于是主持人派人把他“请”了过来,他到场之后,搬了张椅子坐在台前,泰然自若。此时,台下有人开始喊口号,马寅初却坦然道:“泼冷水是不好的,但对我倒是很有好处。我最不怕的是冷水,因为我洗惯了冷水澡,已经洗了五十年了,天天洗,夜夜洗,一天洗两次,冬夏不论,对我泼冷水,我最欢迎。”
  1958年,在一次全校的批判大会上,马寅初高喊:“我没有在课堂里上课,但我要用自己的文章来教育北大学生坚持真理。”此后,马寅初又在一次声明中说:“我平日不教书,与学生没有直接的接触,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一万零四百名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便低头。”马校长的这番话,鼓舞了许多北大学生,在往后的艰难岁月中,他们一想起老校长,便有了继续前行的力量。
  同年5月4日,北京大学60周年校庆,陈伯达出席庆典发言时,对坐在主席台上的马寅初,厉声说:“马寅初要对他的《新人口论》做出检讨!”马闻听此言,微微仰着脸,望着陈伯达的头顶,一言不发,视若无物。
  7月,康生亲自披挂上阵批判马寅初,他在北大的批判大会上指责马寅初的马“是马尔萨斯的马”。马寅初毫不示弱,当众反驳道:“我是马克思的马!谁说我是马尔萨斯主义,我就认他为教条主义者,反列宁主义者。”一时间会场哗然。
  1959夏天,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党中央找马寅初谈话,要求他进行检讨,但马寅初却坚持自己是对的,拒绝检讨。最后,周恩来近乎用一种哀求的口吻说:“马老啊,你比我年长16岁,你的道德学问,我是一向尊为师长的。1938年你我在重庆相识,成了忘年之交,整整有20年了啊。人生能有几个20年呢。这次,你就应我一个请求,写一份深刻的检讨,检讨了,你好,我好,大家好,也算是过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如何?”马寅初说:“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为了国家和真理,应该检讨的不是我马寅初!”
  马寅初的堂侄女婿陈立受众人之托前去劝说马寅初进行检讨,马问:“这个检讨怎么写啊?”陈说:“你随便写几句,敷衍敷衍就可以了。”但马坚决不写。
  面对批判的声浪,马寅初发表声明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所投降!”
  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对马寅初的批判愈加剧烈,对此,马寅初一再声明:“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他在一次批判会上对北大学生说:“同学们,我希望你们能够战胜我,但是要用科学,而不是大棒。”
  马寅初坦然面对批判,拒不检讨,照常笑眯眯地出入北大燕南园住所,“圆圆一张脸像弥陀”。北大学生回忆:“马校长这块硬骨头实在难啃,让他屈服,没门;逼他自杀,妄想!”
  被迫辞去北大校长后,马寅初说:“在北大政治上我是不能领导,可是,在学术上我是可以领导的吧!我的人口理论是纯粹的学术问题。可是有人硬把它扯成政治问题,我当然不服,现在北大的空气太沉闷了,学生谁也不敢发表意见,没有学术空气。”
  马寅初并不因自己受到批判而颓唐,在孙子马思泽的记忆中,祖父每天都在精神饱满地读书看报、运动锻炼,晚上仍写作到很晚,每到周末便带着孩子们上公园或去郊区爬山,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  (待续)